中国法律职业中女性人数占优下的女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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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法学院学生、律师和法官中女性的数量正在明显增长,甚至日益超过男性数量,这使中国的法律职业呈现了一种独特的女性化倾向。

厦门大学法学院是中国最顶级的法学院之一,其法学院院长2011年在一次会议上表示,“中国法学院男女学生比例失衡,女生所占的比例比较大。以厦门大学法学院为例,本科生中三分之二的学生是女生,硕士研究生中女生比例高达四分之三,博士研究生中男生更加少见。”

我(Guodong Du)毕业于中国另外一所顶级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根据我的亲自观察,法学院的女生人数占比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原因之一是因为法律在中国属于人文学科,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女性适合学习人文学科,而不适合学习科学与技术。原因之二是因为法学院的学习非常艰苦,并且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也是中国最难的考试之一,传统上中国女性具有吃苦耐劳品质,这使其比男性更容易通过完成该学习和考试。

不仅如此,在我所执业的律师事务所中,女律师的比例也超过了二分之一。根据我的不完全观察,在中国,从事诉讼业务的律师以男性为主,从事金融、投资、证券、并购等业务的律师则往往以女性为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诉讼更具有对抗性,而女性律师的性格更温柔,不适合这样的工作,而更适合从事笔头工作。

中国学者宋灵珊在其《法律职业中的女性:从法学院到法院》一文中表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后,法学教育从并未拒绝过女性。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法学院的女生数量远远低于男生,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女生数量逐渐与男生持平,并迅速超过了男生。法学院女生数量的增加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中女性数量的同步增加。

女性数量增长的背后并不一定表明法律职业中性别歧视的消除。例如,在法律职业中管理层中女性占比较少。在2009年,北京的女性律师占比为30%,但女性担任律师事务所主任的比例只有10%。在2010年,中国已有女性法45,000余名,占法官总数的1/4,但全国各级法院共有252名女性法院院长,占比约为7%。

女性法官和男性法官在审理案件中的风格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根据宋灵珊的观察,

男性法官通常以“好了,好了,不要讲了,我已经听明白了……”类似的句式来终止当事人无休止的冗长叙述,而女性法官大多是“好的,您说的我都明白,我们就是来解决问题的……”类似的安抚与倾听。在民事纠纷领域,许多时候女性法官的这种说服型话语更能彻底有效解决纠纷。

很多担任法官长达20年以上的女性法官都提到:“我觉得男法官真的不如我。我工作态度比他们认真,对事实的审查更仔细,对法律的适用更准确。而且,出庭的当事人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有一些当事人男法官对付不了,但我就能对付。”女性法官所拥有的性别特征,使司法更加“柔情”,从而可以更好的解决当事人的纠纷。

另一名中国学者方乐在其文章《司法经验中的生活体验:从典型女性法官形象切入》中证明了女性法官的优秀已经获得了普遍认可。2007年12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颁发了代表中国法官最高荣誉的“英模天平奖章”,其中获奖的现任法官仅有4位,皆为女性;同时,从已完成的两届“全国法官十杰”评选来看,第一届获奖法官中女性占了4位,第二届占了7位,两届共计11人,占总比例55%,而女性法官当时仅占全部法官的人数的23.4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获得荣誉的女性法官,大多是以善于调解而著称。如中国著名的女性法官宋鱼水,调解结案的案件量占其担任法官的总案件量的70%;其他几位获奖女性法官的该比例甚至高达90%以上。女性法官倾向于将调解作为审理案件的首要方式。为此,她们更愿意采取灵活的方式解决纠纷。宋鱼水曾说,“作为法官,重要的不是实现了什么程序,而是为当事人解决掉了什么问题。”

中国女性法官的这一女性化形象,在未成年人法庭里显得更为突出,以至于她们被冠之以“法官妈妈”的称呼。因为她们不仅要在审判工作中履行法官的职责,而且还要像以母亲一样去关心未成年的当事人的成长,让未成年人感受到母亲的温暖。

方乐认为,中国女法官将其性别因素投入到工作中,对中国司法而言是一件好事。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要求中国的司法不仅被动的审理案件,也要主动的承担社会责任。因此,法官不仅要解决纠纷,也要参与解决当事人面临的与纠纷相关、但与法律无关的困难,还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女性法官的女性气质及其审理案件时展现出来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使她们更能迎合中国司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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