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院在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中如何审查送达程序:中国法官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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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官之声系列文章,是China Justice Observer(CJO)对中国法官文章的摘要,以反映中国法官对中国法律和司法体系的现实问题的思考。

中国法院在审理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案件中,外国法院的送达程序是其审查的重点之一。中国的法律目前尚未对此进行明确具体的规定。不过,我们可以从已经发生的案例中,尝试了解中国法院在实际操作中的做法。

本文是对《论对外国民商事案件送达程序的分类审查》一文的摘要,以反映中国法官对实际如何审查送达程序的思考。该文章发表于2016年12月出版的《武大国际法评论第十九卷第二期》(Wuh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ume 19, No. 2),其作者是焦小丁,她是中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同时也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该文章是中国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与法律合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 中国法院审查送达程序的特点

作者于2015年5月21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到案由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的民事裁定书274份,其中有19份在当事人辩论意见、查明事实、法院审查意见等部分涉及送达程序。作者根据对这19份裁定书的分析,发现中国法院在审查送达程序时具有以下特点:

(1)对送达的外延理解有所不同

有的法院只审查当事人是否被合法传唤,有的法院只审查判决书的送达是否合法,有的法院则对上述两种送达均予以审查。

(2)审查尺度不统一

有的法院基于当事人均对送达予以确认,或被申请人对送达予以确认,不再对送达合法性进行审查。有的法院则认为即使被申请人确认已进行合法送达,如果无法提交证明材料,仍无法确认送达的合法性。

(3)审查的依据不明确

有的法院明确审查的依据为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有的法院则依据判决作出国的法律对该国法院或其他行政机关出具的合法送达证明进行审查。

(4)关于送达与其他审查事项之间的审查先后顺序存在争议

有的法院对判决书效力和送达两项事项进行同步审查;有的法院在无法确认判决书真实有效的情况下,对于当事人争议的送达合法性不再进行审理。

2.中国法院审查送达程序的法律依据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等专门性规定,对送达程序的审查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不过,上述规定仅适用于有关身份关系的外国离婚判决,不包括涉及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养等方面的外国离婚判决,也不包括外国法院的其他民商事判决。

SPC还通过发布部分案件中针对下级法院请示的答复,以此指导全国法院审判工作。在SPC公布的请示与答复中,以下三个案件均涉及审查关于身份关系的离婚判决之外的外国其他民商判决的送达程序:

(1)CHORVANASLXIZMAT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民事判决案

该案由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院受理。该法院认为应当作出不予承认与执行的裁定。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SPC同意后,其最终作出了不予承认与执行的裁定。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院依据乌国诉讼法及中乌双边条约,对被申请案件的送达程序进行审查,认为乌国法院对于传票和起诉状副本的送达既不符合乌国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中乌双边条约关于相互送达文书的规定。因此,其认定被申请人未得到合法传唤。此外,该法院还认为,由于判决书的送达不符合乌国诉讼法关于送达判决书的期限和方式规定,因此该判决不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该案的关键问题是送达方式是否合法。依据中乌双边条约关于外交或领事送达的规定,被申请人已经得到参加诉讼的通知并有效行使抗辩权,故开庭传票的送达有效;依据乌国诉讼法,判决书的送达方式不合法,故判决尚未生效。

SPC也认为判决书送达不符合中乌双边条约,有损中国司法主权,因此同意对乌国法院所作民事判决不予承认和执行。

CJO总结三级法院的观点:

首先,在传票送达的问题上,该中级法院认为被申请人未得到合法传唤,高级法院认为已得到合法传唤,最高法院则未对此表态。

其次,在判决书送达的问题上,该三级法院均认为判决书送达方式不合法,但该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依据的是判决作出国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则依据的是双边条约。

(2)胡克拉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德国商事判决案

该案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法院认为应当作出不予承认与执行的裁定。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后,其最终作出了不予承认与执行的裁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时提及,中国和德国均批准加入了《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故应根据公约的规定审查司法文书的送达。鉴于中国在加入该公约时对邮寄送达作出保留,故德国法院向我国公司邮寄送达判决书的方式违反我国法律规定,拟不予承认和执行。

SPC同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SPC不认可德国法院对判决书的送达方式,并认为该德国判决尚未对胡克拉公司生效,不具备申请承认和执行的条件。SPC表示,申请人可在该判决根据中国法律认可的送达程序进行送达后再申请承认与执行;如果申请人仍坚持申请,则中国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

(3)Uzprommashimpeks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商事判决案

该案由中国浙江省某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法院认为应当作出不予承认与执行的裁定。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SPC同意后,其最终作出了不予承认与执行的裁定。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应依据中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审査送达是否合法。该条约第12条明确将邮寄排除在合法送达司法文件方式之外,故虽然该案判决书载明被申请人经合法传唤未出庭,但乌国采用邮寄方式向被申请人送达,不符合双边条约规定,不应被认为在缺席情况下已进行了合法传唤。

SPC也认为应当依据中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对申请内容进行审查。具体而言,缺席当事人是否经过合法传唤应根据判决作出国的法律确定,因乌国判决书记载已对被申请人进行合法传唤,故应确认邮寄送达的合法性。但该送达方式不符合双边条约的规定,且有损中国司法主权,故对被申请的判决不予承认和执行。

3. 结论

作者总结认为,中国法院倾向于适用判决作出国的法律来审查送达程序的自身合法性。对“判决作出国的法律”应进行相对宽泛的理解,既包括该国的国内法,也包括该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且应该根据该国的规定确定其国内法与国际条约的适用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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